曾国藩接到雨花台寄来的加急求救文书，命多隆阿迅速南下。多隆阿接信后，开始还有军事行动：攻陷庐州，准备南下，但突然按兵不动，拒赴合围天京之约。曾国藩再三恳请赴援，多不为所动。这时，有一股四川农民起义军入陕。多隆阿与湖广总督官文密约，再奏令多隆阿本人率队入陕，皇帝居然准奏，多隆阿借以不赴天京之援。事实上，多隆阿心里不服曾国藩，根本无心相助。
曾国藩因为没有援兵而有些乱了阵脚，派人飞马送信给官文，仍请将去之不远的多隆阿追回。然而官文明知天京城下急需多隆阿赴援，却置曾氏兄弟的求援于不顾，使曾国荃的雨花台之师成了孤军。通过这件事，曾国藩似乎发现了人性的弱点，也印证了他早已提出的危急之时不能靠别人的道理。人心到底如何，只有在发生了事情的时候才能看得清楚。
曾国藩在1862年9月13日《致沅弟季弟》一信中说：都将军派四个营的兵来助守，自然可喜，但也未必靠得住。凡在危急时刻，只有自己靠得住，而别人都不可靠。靠别人防守，恐怕临战时会先乱；靠别人战斗，恐怕会猛进而速退。幸亏这四个营人数不多，或许不致扰乱弟弟你那里的全局。否则，这部分军队另有一种风气，一种号令，恐怕不仅无益，反而有害。弟弟要珍惜小心地使用这支队伍，把尺度拿捏好。去年春天，弟弟没要陈大富一军，又不留成大吉一军，我很喜欢弟弟的见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