隶字书丹于石最难，北魏、周、齐、隋、唐，变隶为真，渐失其本。而其书碑也，必有波磔[18]杂以隶意，古人遗法犹多存者，重隶故也。隋、唐人碑画末出锋，犹存隶体者，指不胜屈[19]。褚遂良[20]，唐初人，宜多正书，乃今所存褚迹，则隶体为多，间习南朝体书《圣教序》，即嫌飘逸[21]，盖登善深知古法，非隶书不足以被丰碑而凿贞石[22]也。宫殿之榜[23]亦宜篆隶，是以北朝书家，史传称之，每曰长于碑榜。今榜不可见，而瓦当[24]、碑头及《天发神谶碑》，可以类推。
晋室[25]南渡，以《宣示表》诸迹为江东书法之祖，然衣带[26]所携者，帖也。帖者，始于卷帛之署书，后世凡一缣半纸珍藏墨迹，皆归之帖。今《阁帖》如钟、王、郗、谢诸书，皆帖也，非碑也。且以南朝敕禁[27]刻碑之事，是以碑碣绝少，唯帖是尚[28]，字全变为真行草书，无复隶古[29]遗意。即以焦山《瘗鹤铭》[30]与莱州郑道昭《山门》字相校，体似相近，然妍态多而古法少矣。《阁帖》，晋人尺牍，非释文不识，苟非世族相习成风[31]，当时启事[32]，彼此何以能识。